第109章
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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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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