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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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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