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分别用于扩建厂房等基建工程;并趁海运尚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贷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此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境地。于是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了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总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随即指示他的裕华银行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孔祥熙在华西公司资本总额的1.2亿元中,所投人的股份上升到95%。于是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就姓孔了。
随即孔祥熙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每1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占9851权,而其他商股仅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就是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溃逃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在商业方面,孔祥熙当年更是公司林立。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生财比办工业来得快。1943年重庆银社开献金大会,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群众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拿出钱来!”“100万!”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能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孔祥熙是一向以金融业为根本,做生意当然是副业了。在此次捐款中,宋蔼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宋蔼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吵了一架。主要是孔祥熙认为宋蔼龄捐多了,不符合他在会上讲的话。宋蔼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不带头捐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
孔祥熙虽也有经商之道,却远没有夫人精明。抗战期间,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和门生们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当时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样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专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和升和则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庇护下,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孔祥熙失宠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检举祥记公司。后来又是孔夫人出面四处周旋,才平息了那场风波。
当年在文化事业方面,孔样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性质的报纸,后因得罪了蒋介石而为蒋所取缔,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当时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了“四社”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遂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则停办了。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迅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孔家在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最初各显其能,维持自下而上的团结和发展。但后来,中华书局的物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细,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孔家准备渗入,宋蔼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宋子文看在姐弟的面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宋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有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仅借大宗款项,却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且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保障一定能得到回报。
不料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在香港逝世,孔祥熙即指使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职务,于是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又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的坚决抵制。正在僵持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那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仍落到了孔家的手中。
当年孔、宋插手工商企业虽赚了不少钱,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当年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可以说,这样得来全不费功夫。
抗战初期,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等;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等也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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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分别用于扩建厂房等基建工程;并趁海运尚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贷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此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境地。于是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了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总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随即指示他的裕华银行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孔祥熙在华西公司资本总额的1.2亿元中,所投人的股份上升到95%。于是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就姓孔了。
随即孔祥熙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每1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占9851权,而其他商股仅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就是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溃逃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在商业方面,孔祥熙当年更是公司林立。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生财比办工业来得快。1943年重庆银社开献金大会,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群众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拿出钱来!”“100万!”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能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孔祥熙是一向以金融业为根本,做生意当然是副业了。在此次捐款中,宋蔼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宋蔼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吵了一架。主要是孔祥熙认为宋蔼龄捐多了,不符合他在会上讲的话。宋蔼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不带头捐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
孔祥熙虽也有经商之道,却远没有夫人精明。抗战期间,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和门生们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当时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样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专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和升和则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庇护下,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孔祥熙失宠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检举祥记公司。后来又是孔夫人出面四处周旋,才平息了那场风波。
当年在文化事业方面,孔样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性质的报纸,后因得罪了蒋介石而为蒋所取缔,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当时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了“四社”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遂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则停办了。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迅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孔家在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最初各显其能,维持自下而上的团结和发展。但后来,中华书局的物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细,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孔家准备渗入,宋蔼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宋子文看在姐弟的面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宋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有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仅借大宗款项,却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且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保障一定能得到回报。
不料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在香港逝世,孔祥熙即指使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职务,于是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又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的坚决抵制。正在僵持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那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仍落到了孔家的手中。
当年孔、宋插手工商企业虽赚了不少钱,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当年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可以说,这样得来全不费功夫。
抗战初期,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等;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等也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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