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我们同你们一样痛惜他逝世造成的损失。”
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文*人-书-屋-W-R-S-H-U)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当时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一口气讲了300余字,却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迫,最后终于闭目离去……
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龄坐在右边,一只手搭在大姐的身上,一只手搭在小妹的身上,文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水灵灵的;宋美龄则调皮地斜倚在大姐身上,丰腴洁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当年三姊妹是那样亲,那样纯真,那时她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天各一方: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已然故去,第三位则是眼下正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许,上帝在她们出生时就为她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一切都已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大姐先她而去,二姐又要和她分手。现在她有心在二姐宋庆龄还弥留人世之时,去北京和二姐见上一面,可是当她提笔给北京去信时,却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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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据说是由于健康的缘故,宋美龄没有参加哥哥的追悼会。但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孔令俊发现姨妈戴起一副墨镜,以免人们发现她哭肿了的眼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久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当即,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蒋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的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当时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几天来,宋美龄紧张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蔼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是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就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来蔼龄此际正在弥留阶段,4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音来。
当时大家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您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文*人-书-屋-W-R-S-H-U)
宋蔼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这时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现出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只是大姐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以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葬礼之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因为那里还有一位和她也要分手的丈夫。
宋美龄回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2年。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官邸病逝,终年89岁。
蒋介石在第一次被医生紧急抢救过来时,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就要侍卫通知总统府党政要员严家淦、倪文亚等人赶到草山官邸。当时就见宋美龄伏下身去,对丈夫说道:“老头子,有什么要交待的你就说吧,大家都来了。”
于是蒋介石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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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在宋美龄主持下,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姐”,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台湾当局又命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全“国”下半旗致哀。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后经台湾再三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可见当时葬礼的场面是十分冷落的。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停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慈湖,是蒋介石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块主地。这里的风景酷像他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当时便在这里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当年“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当时,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79岁高龄的蒋夫人宋美龄也很明智,认为在台湾再呆下去可能要碍孩子们(指经国等)的手脚,便推说要治病疗养并动身去了美国。
一年之后,她为了追念蒋公逝世一周年,重返台北。宋美龄是于4月2日下午2时1刻,搭乘“中美号”专机回到台北的。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到机场迎接。宋美龄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当时严家淦夫妇以及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又再度束装赴美,自此长居她当年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
虽长年居美,宋美龄对岛内的关心却未减,岛内每有灾难她都会解囊相助,历年辅仁大学毕业典礼,蒋夫人亦会从美国寄来致勉贺词,而“国民大会”也经常与蒋夫人驰电往返。
1978年蒋经国先生就位第六任“总统”前,一直期待蒋夫人能返台参加就职大典,并祭悼蒋公。但当时宋美龄以身体不善未能成行。此前,她曾从纽约致电蒋经国“院长”,叙述了半世纪以来与先总统蒋公相依为命的情感与追思。
根据电文了解,蒋夫人1978年4月5日未能成行返台,主要是“深恐睹景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
当时那封电报的内容是:
经国览:
3月27日、29日来电均悉。父亲去世三年之期将届,在此三年中,余每倏而悲从中来,上年返回士林,陈设依旧,令我有紧紧人去楼空之感,以往惯常之言音足声皆冥冥肃然,不禁啼嘘。余与父亲除数次负任去美,其他时日相伴近半百年岁,尤以诸多问题,有细有巨均不惮有商有量,使彼此精神上有所寄托,二人相勉,所得安慰非可形诸笔墨。自忖余对我之生父,相处总共仅短短九年余。因我八岁即离家来美术学。返回国年余彼即弃养;与余母亲相与总共只十七年,即与父亲结,可谓自此龄启蒙,最亲近最长久伴侣,兼相依为命者,乃父亲耳。此种扣心怀情性,只有如汝与方媳结合四十余年者,可能体会之。余幼承庭训,均授以对大悲伤、大灾祸以坚强镇静为,余虽不能谓事事做到,但时以之自律自勉。在母子之份,又汝29日电深为关切,能体会余三年之情绪,乃馨心言之。母,4月1日。
蒋夫人宋美龄在美10余年,曾发表几篇颇具历史意义的文告性宣言。1965年10月底在纽约她公开一篇《与鲍罗延谈话的回忆》。此后1982年8月中旬,为了回应廖承志于7月4日致函蒋经国,也函致廖承志,以所谓春秋大义规劝廖承志“做总统信徒,幡然醒悟”。另外,她又于1984年2月致函前中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亦不无荒唐地劝其“信服三民主义,以免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时,这些文告函件实质上并不具任何说服效应,但却表明了宋美龄誓死与大陆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和观点。
此外,198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病危之时,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扶着光滑的桌沿站了起来,慢慢抬起双手压了压太阳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三姊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合影。大姐宋蔼龄坐在中间,两只手搭在一起,神态恰然地凝视着远方。那时她只有20来岁,正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二姐宋庆龄坐在右边,一只手搭在大姐的身上,一只手搭在小妹的身上,文静的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水灵灵的;宋美龄则调皮地斜倚在大姐身上,丰腴洁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当年三姊妹是那样亲,那样纯真,那时她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天各一方: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已然故去,第三位则是眼下正在美国的宋美龄。也许,上帝在她们出生时就为她们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一切都已成了昨日黄花,而今大姐先她而去,二姐又要和她分手。现在她有心在二姐宋庆龄还弥留人世之时,去北京和二姐见上一面,可是当她提笔给北京去信时,却又拒绝了中国政府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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