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但宋蔼龄保证这事千真万确。她说,尽管他们的相爱极其秘密,可我有最最可靠的情报。当即宋耀如要求宋蔼龄不要激动,他自己要认真想一想。宋蔼龄说,好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那天来耀如摒退了大女儿,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米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蔼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也一直把孙中山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还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大女儿蔼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二女儿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宋耀如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地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和年龄等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晕,然后做出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会向一个电影、戏剧里的男人写去肉麻的求爱信,一个丑陋的山里女人会想象着成为皇上的妃子。说到底,这个人并不是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的偶像而己。对此只要给予适当的引导,甚至可以听之任之--随着她们的成熟,她们自然会放弃这种幼稚可笑的行动。于是宋耀如决定,用不着大惊小怪,压力过甚反而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弄出悲剧。
当宋耀如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宋蔼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已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多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种感情变成事实的!”
宋耀如惊住了,是的,蔼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二女儿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哪,先是大女儿蔼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蔼龄,现在又出了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结交多年的那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眼下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宋耀如语调沉缓:“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宋蔼龄本来要跳起来的,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她知道,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当初您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您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您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呢!”宋耀如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出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此事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宋蔼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宋耀如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是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会对我们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来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宋蔼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宋耀如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您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宋耀如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您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宋蔼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和果决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宋耀如望着大女儿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宋耀如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当时宋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家里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在此之前,宋耀如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虹口的老家,恐怕仍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宋蔼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当时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大耳朵手下喽罗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到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宋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和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中了不安好心的人的诡计。当时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上宋耀如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二女儿宋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谈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就是自己。宋耀如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宋蔼龄和孔祥熙待在一起,不给宋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很快杜月笙对宋耀如的家进行了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蔼龄。宋蔼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里处得火热了,这次回来还带了陈其美给杜月笙的信和一些小礼品。杜月笙来的时候,前面先是一车保镖,后面又是一车保镖,他自己坐的车则在中间,旁边还有贴身保驾的。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威风凛凛,又比宋蔼龄年长好几岁,在宋蔼龄面前他却很是谦恭随和。宋蔼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给孔祥熙和宋蔼龄削了一只苹果--孔祥熙第一次看见人可以把削水果削成一种艺术:当时杜月笙左手一下抓了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下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兮兮地舒坦而又不露故意捧人之嫌,因此在青帮中地位迅速上升,渐渐地连他最初投靠的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当年他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已经看出宋蔼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为她在这个时候提供安全保障,将是最好的感情投资。当杜月笙表示随时听从差遣的时候,宋蔼龄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成为事实,但现在还用不着桂月笙的流氓打手,她自己完全有办法对付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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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来耀如摒退了大女儿,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米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蔼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也一直把孙中山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还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大女儿蔼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二女儿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宋耀如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地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和年龄等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晕,然后做出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会向一个电影、戏剧里的男人写去肉麻的求爱信,一个丑陋的山里女人会想象着成为皇上的妃子。说到底,这个人并不是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的偶像而己。对此只要给予适当的引导,甚至可以听之任之--随着她们的成熟,她们自然会放弃这种幼稚可笑的行动。于是宋耀如决定,用不着大惊小怪,压力过甚反而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弄出悲剧。
当宋耀如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宋蔼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已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多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种感情变成事实的!”
宋耀如惊住了,是的,蔼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二女儿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哪,先是大女儿蔼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蔼龄,现在又出了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结交多年的那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眼下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宋耀如语调沉缓:“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宋蔼龄本来要跳起来的,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她知道,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当初您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您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您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呢!”宋耀如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出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此事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宋蔼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宋耀如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是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会对我们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来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宋蔼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宋耀如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您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宋耀如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您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宋蔼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和果决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宋耀如望着大女儿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宋耀如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当时宋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家里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在此之前,宋耀如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虹口的老家,恐怕仍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宋蔼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当时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大耳朵手下喽罗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到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宋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和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中了不安好心的人的诡计。当时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上宋耀如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二女儿宋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谈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就是自己。宋耀如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宋蔼龄和孔祥熙待在一起,不给宋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很快杜月笙对宋耀如的家进行了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蔼龄。宋蔼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里处得火热了,这次回来还带了陈其美给杜月笙的信和一些小礼品。杜月笙来的时候,前面先是一车保镖,后面又是一车保镖,他自己坐的车则在中间,旁边还有贴身保驾的。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威风凛凛,又比宋蔼龄年长好几岁,在宋蔼龄面前他却很是谦恭随和。宋蔼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给孔祥熙和宋蔼龄削了一只苹果--孔祥熙第一次看见人可以把削水果削成一种艺术:当时杜月笙左手一下抓了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下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兮兮地舒坦而又不露故意捧人之嫌,因此在青帮中地位迅速上升,渐渐地连他最初投靠的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当年他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已经看出宋蔼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为她在这个时候提供安全保障,将是最好的感情投资。当杜月笙表示随时听从差遣的时候,宋蔼龄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成为事实,但现在还用不着桂月笙的流氓打手,她自己完全有办法对付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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