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她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天前,父母把她叫到房中,父亲开口便训了她一通。母亲也在一旁帮腔唠唠叨叨。可老爹老妈讲了半天,也没讲出宋子文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盛谨如自然不肯服气,就由着性子把父母好一顿顶撞。因为谨如小姐自幼已经给父母宠惯了,她一来了脾气,家里人都让她三分,连父母也不例外。于是那天晚上,盛氏夫妇一见把小女儿惹哭了,就都不再讲什么了。本来,这几天盛小姐以为事情已然平安度过了呢。谁料想,父母竟然背着她,对宋子文做出了如此无理的事情。所以无论宋子文怎样拦阻,都没有拦住盛谨如小姐。她一面哭着,一面跑去找父母,非要讨回个说法不可。
然而,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那个封建传统仍很顽固的年代里,单凭盛谨如一个单纯的小女子,是根本无法真正讨回公道的。于是,盛谨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一步步走向了远方。
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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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那个封建传统仍很顽固的年代里,单凭盛谨如一个单纯的小女子,是根本无法真正讨回公道的。于是,盛谨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一步步走向了远方。
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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