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当时一位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当天她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七章邸柱在中流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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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英年逝夫,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这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年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香山碧云寺之后,宋庆龄便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除了其间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宋庆龄当时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故事值得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亦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谢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当时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先生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此时孙中山先生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孙中山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先生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当即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笑谈,竟成遗言而变成现实。1929年6月1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宋庆龄来南京,则是为了中山陵工程的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感。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当年的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昂扬,特别是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2000多人在租界区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但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并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此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当时她号召群众把此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40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宋庆龄当时的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同年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以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她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途径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廖仲恺就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她和孙中山感情最深的挚友。并且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这些都更激起了宋庆龄的愤慨和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并举行了游行。这是自5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一次有力的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当时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常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彼时,她还没有从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址,尽管不断有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当时,宋庆龄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大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那天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大会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当时一位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当天她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当时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七章邸柱在中流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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