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对于宋蔼龄当时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这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呢。于是,其后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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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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