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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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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