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宋子良说。
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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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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