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13258万枚。直到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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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13258万枚。直到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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