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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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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