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吴铁城一走,李姐赶紧说:“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几天可真怕死人了。”
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何恨!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
李姐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是一唱一和……夫人,我们可不能上当啊!”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说:“李姐,继续住这儿,你害怕不?”李姐腾地站到宋庆龄面前:“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喊巡警来。”
“李姐,好样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祟的小鬼!再出门挺起身板来,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告诉他我们要录下音来追查!”
结果沈醉小把戏要尽,宋庆龄却仍镇静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继续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
一时宋庆龄正义的声音震撼得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安席。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作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转身离开。
于是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件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回头再变卦,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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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何恨!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
李姐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是一唱一和……夫人,我们可不能上当啊!”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说:“李姐,继续住这儿,你害怕不?”李姐腾地站到宋庆龄面前:“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喊巡警来。”
“李姐,好样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祟的小鬼!再出门挺起身板来,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告诉他我们要录下音来追查!”
结果沈醉小把戏要尽,宋庆龄却仍镇静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继续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
一时宋庆龄正义的声音震撼得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安席。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作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转身离开。
于是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件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回头再变卦,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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