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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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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