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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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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